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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「米塞斯学院」裴德荣如何改变世界：企业家精神与政治
空空追梦 (nprofile…h7dr)

政治要争取多数，再把同一套方案施于所有人；企业家则可以从少数顾客的需求出发，做出别人愿意采用的新办法。裴德荣借汽车、优步、制度研究和小说中的交易共同体，说明为什么他认为后一条路更可能推动自由社会。
政治这条路要走到哪里
裴德荣一开场便说，演讲题目里的“政治”或许可以删掉，只留下“如何改变世界：企业家精神”。在他看来，政治可以用来压迫人、扩张权力、压制眼下的敌人；自由意志主义者却很难用同一种工具“强加自由”。他认为，企业家行动更有效，也更符合自己珍视的价值、原则与预期结果。
政治的一大毛病，是它只能推出一套人人都要接受的方案。各方争夺权力，为的是赢得一次胜利，让所有人从同一个“小洞”里通过。不同人需要的不同办法、分工与生活方式，在这种安排下没有多少空间；人们只能按国家定下的规则排队生活。
在民主政治里，想掌权就得赢得某种多数：可能是普选票，也可能是选举人团的多数。为此，要把主张推销给很多人；其中既有教育和说服，也可能有买选票、买权力，以及他讽刺地称作美国式买权力的“竞选捐款”。他举上一次总统选举为例：自由意志党获得0.42%的选票，离51%很远；这个党已经努力了五十多年，成果却仍在等待之中。他甚至认为，情况可能在倒退。
绕开政府、以非强制方式说服社会，似乎是另一条政治行动的路。裴德荣提到“3.5%法则”：只要3.5%的人积极抗议现状，就可能促成改变。但这说的是走上街头并持续行动，不是安静地认同某种理念。他又引述一项说法，称美国约7%的人始终属于自由意志主义者，随即补上一句“不管这到底是什么意思”。照此计算，得有其中一半的人同时上街；而在选举中，连投给自由意志党的也只有0.42%。他认为，这种动员很难实现。
那能否先掌握政府，再由政府推行自由？裴德荣说，有人确实这样主张，甚至希望不断淡化主张，好把它卖给更多选民。但他追问：拿到权力以后，到底要怎样走向自由社会？人们眼下未必想买“自由”这个产品；对他们说“政府支票没了，可一切会很美好”，也不是容易推销的话。或许人们见到自由生活的实际样子，才会愿意采用它。若只是违背他们的意愿，把自由硬塞给他们，他不认为他们会高兴地说：“谢谢，真是太棒了！”这在手段上也背离了自由意志主义。
让新产品改变旧规则
于是裴德荣把问题转向企业家：他们怎样创造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价值，同时改变监管、政治和国家所能做的事？他把演讲余下部分分成三条线索：现实中的创新、有关制度的研究，以及虚构作品提供的想象。这三者合在一起，帮助人们判断什么可能发生、自己又能做什么。
他先接过彼得·克莱因提到的人工智能。AI会冲击许多既有结构，也可能使现有监管不再合用；如果政治人物还想保持影响力，就必须设法监管原本没料到会出现的东西。企业也可能推动这场变化：AI行业的发言人要求监管，并希望规则对自己有利。裴德荣借此提醒，企业与国家并非总是简单对立；企业也会争取自己偏好的规则。
平价汽车是一个更早的例子。裴德荣说，他要谈的并非抽象的“汽车”，而是福特T型车这样的、普通人买得起的汽车。它改变了出行、职业、城市布局以及人们彼此相处的方式。街上不再到处是马粪，这是他眼中的好处；“城市蔓延”则被他带着反讽语气列为另一种“美好事物”。回头看，这些变化有好有坏，但社会确实变了。
技术和行为改变，也会让旧法规失去意义。他举丹麦的一条据他所知仍在法典里的规定：汽车经过居民区时，要有人举着红旗走在车前，警告马匹。该规定如今已不再执行。他想说明的是，创新有时会让一部分监管乃至国家职能变得无关紧要，连国家自身也会承认现实已经不同。
优步是他着墨最多的现实案例。过去打车，要在路边招手，或者致电调度中心再等司机；车可能脏，司机可能失礼，乘客必须当面说明目的地，对年轻乘客或女性还有额外的不确定和风险。优步并没有照搬旧出租车，而是提供了顾客更喜欢的服务。裴德荣说，它同时带来较低价格、新工作和新的出行方式，大学城的酒驾事件也因此减少；他还特意说明，自己不是在用马克思主义式的口吻声称司机受到了剥削。
这一创新冲击了出租车牌照的垄断。裴德荣回忆，纽约市的牌照当年大约值25万美元，想开出租车得先买牌照。现场有人补充“一百万”，他反问“一百万？”，对方说明那是按今天的美元计算；裴德荣接着澄清，自己说的是当年的约25万美元。这里有两个时期和口径，不能把现场补充误当成他对当年价格的断言。他的论点是：优步出现后，牌照价值骤降，因为消费者有了更喜欢的替代服务，垄断者就难以继续收取原有的垄断租金。
在裴德荣看来，优步冲破的是国家撑起来的特权；它不只在价格上竞争，也以更好的服务竞争，并同时与政府交涉。在联邦、州和地方层面，它都争取让这一领域不受监管或放松监管。有些地方，既有出租车业者在受到冲击后，反倒要求松绑，好让自己也能同新进入者竞争。这是他所说的现实路径：企业家做出有价值的新服务，顾客采用它，原有规则和受保护的经营者便承受改变的压力。
制度不是企业家行动的固定边界
裴德荣接着解释“制度型企业家精神”。他把制度理解为人们设计或形成的约束：一类是法律、法典、契约等正式规则；另一类是预期、价值观、规范和习惯等非正式规则。人们常以为企业家只能在既定监管框架里行动，他援引近年的研究，认为企业家与制度环境之间其实会相互影响，国家不总是力量较大的一方。
制度之所以存在，一个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，让别人的行为更可预期。裴德荣用街上迎面走来的人作比：大家通常预期彼此靠右走，于是很少撞在一起；若坚持靠左走，双方就得跳一段“该往哪边”的小舞。不了解当地习惯的外国人尤其容易遇到这种情形，但没人专门执行“靠右走”这条街头规则。人们遵守它，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更省事。企业家也会衡量遵守规则的成本，除非打破惯例能创造足够大的价值；创新正发生在这种尝试之中。
面对正式或非正式制度，他归纳出四种企业家策略。最常见的是遵守既有规则；遵守的人越多，规则越稳固。第二种是规避：像优步那样，若照旧规则做事成本太高，就提供一种旧分类没有涵盖的服务。新类别会迫使决策者回应：政治人物可能试图扩大监管，也可能简化规则；受旧制度保护的经营者，甚至会要求放松原有管制。
第三种是改变规则。企业家可以进入政治，游说或收买政治人物，也可以自己参选，直接改写令人厌烦的法规。第四种是退出：负担太重时，干脆不创业，或者转入黑市。他说，监管沉重的地方，创业活动可能很少，黑市可能很大，也可能两种情况同时出现。企业家会想：“照这样办不下去，那就算了。”
两篇论文：冲突的制度与自发的市场
裴德荣随后谈自己的两项研究。第一篇与马特·麦卡弗里（Matt McCaffrey）合写，问题是：一地的不同制度若彼此冲突，企业家如何行动？法规以惩罚为后盾，命令你做一件事；顾客的价值观、当地习俗和文化却指向另一件事。按顾客需要提供价值，可能坐牢；服从命令，又可能无法提供价值。他把这种左右为难称为“制度不确定性”。
他以一些较贫穷的非洲国家为例：许多小企业扎根当地，因此做法更贴近本地价值、习俗和文化；成文规则却可能来自独裁者，也可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，或他点名的克劳斯·施瓦布等外部人物施加。裴德荣强调的是这些规则之间可能不一致，而非替所有地方给出同一种判断。两边要求都要顾及，却不知道该听谁的；赚钱可能违法，合法又赚不到钱，创业者便可能放弃。他说，这正是制度不确定性削弱企业家行动的方式。
第二篇与马克·帕卡德（Mark Packard）合写，研究没有国家监管的领域。有些学者认为，没有国家先定规则、设计市场，企业家就无规则可循，也就无从创业。裴德荣直言，这种说法是“胡扯”。他承认确实有国家创设的市场，也有企业家利用监管条件做生意；但纵观历史，企业家还会为其他企业家搭建交易平台，并从中盈利。参与者自愿进入平台，按平台规则交易。
从很有限的意义上说，平台经营者承担了类似政府的工作：制定规则、执行规则；关键区别是进出自愿。裴德荣以亚马逊网站上的第三方卖家为例。顾客对卖家可能知之甚少，却仍然愿意交易，因为亚马逊有退货、退款等规则和保障；一旦发生退货，卖家的个人想法通常不如平台规则重要。他说，这类由企业家建立、便利其他人经营的交易平台已有数百年历史。他认为两篇论文表明，国家不是市场交易得以发生的必要前提。
小说里的另一种可能
演讲最后，裴德荣转向小说。他提到安·兰德的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：生产者离开原来的社会，聚在自己的山谷里生活和生产；《严厉的月亮》则让无国家社会与有国家社会并存。更使他着迷的是尼尔·舒尔曼的《Alongside Night》：即使国家高度压制，企业家仍能以交易共同体搭建平台，创造可交易的“绿洲”。他们不让政府介入，却自创制度来解决争端、判断是非和执行契约。共同体对外人保密，对参与者则是公开的秘密。
小说的用途，在他看来不是要求所有人收拾行李，像兰德笔下的人那样抛下原来的生活。它使他想到，人们也可以在自己的社区里，把一部分、更多甚至全部交易移到受国家监管的市场之外。按定义，这或许属于“黑市”，但这并不等于毒品交易或黑帮活动。他举的日常例子是请邻居家的孩子割草，却没有向美国国税局申报，然后反问：这算多大的“罪”？他猜大多数人早已做过类似的事。
这样一笔小交易，在裴德荣眼中有示范作用：孩子、家长、雇主以及旁观者都能看到，人们可以横向、自愿地合作，让各方得益，而不必先请国家介入。现实中的创新、制度研究和小说中的想象，给他的结论提供了三种材料。他主张从这些经验出发，在社区中建设无需国家许可的自由交往；国家当然可能干涉，但企业家不会为此坐等批准。
裴德荣（Per L. Bylund）是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商学院的企业家精神研究者，也是米塞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。他的研究涉及企业家精神、市场过程和经济组织，并著有《The Seen, the Unseen, and the Unrealized》等书。任职与著作信息以学校、研究机构公开资料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