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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10月,赫胥黎在研读《一九八四》后致信奥威尔,一方面肯定小说的社会批判“力透纸背”,另一方面也对极权统治下未来社会形态提出了不同看法:他认为未来的暴政可能并非通过武力,而是通过诱惑手段使得每个人心甘情愿处于“臣服”状态。奥威尔惧怕未来书籍被查封,赫胥黎则认为根本无需查禁书籍,因为届时已无人想要读书。奥威尔担心真相被隐瞒,赫胥黎则担心真相会被淹没在无关紧要信息的汪洋大海中。奥威尔担忧未来的文化成为一种“受禁锢的”文化,赫胥黎则担忧另一种“琐碎肤浅的”文化更为致命——这类毒品文化诱导人们沉迷于“感官电影”“疯狂购物”“狂欢滥交”(orgy-porgy)之类的享乐活动,娱乐至死,且无怨无悔。基于以上分析,赫胥黎作出预判,“美丽新世界”的居民已被消灭了个性——由于对美的追求会导致不幸,所以在这里没有文化艺术,没有���道主义,也没有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,但社会秩序非常稳定。身处这样的社会,无需“老大哥”出面胁迫或暗中监视,人们自会甘于将个人权利拱手相让。由此,赫胥黎断言,“我相信,世上的统治者会发现作为统治手段,跟大棒和监狱比起来,从小调教和麻醉催眠法更有效。通过使人们热爱被奴役状态,同样能达到鞭笞和脚踢令其服从的效果”。似乎意犹未尽,赫胥黎在《美丽新世界》再版“序言”中重申——“一个真正高效的极权国家,其特征在于:由政治权贵及其庞大的管理阶层组成的无所不能的统治集团,控制着一群无需强迫便甘愿为奴的民众——因为他们热爱这种奴役状态”。(杨靖《奥威尔在伊顿公学》,全文见《上海书评》网络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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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ngtian (fangtian@bgme.me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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